袁越《来自民间的叛逆》再版讲述美国音乐“刺儿头”往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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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越《来自民间的叛逆》再版讲述美国音乐“刺儿头”往事

2019-01-17 来源:未知 责任编辑:dede58.com 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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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很多乐迷来说,袁越的《来自民间的叛逆》是一本重要的启蒙读物,它是第一本系统梳理了美国民歌史以及鲍勃·迪伦创作生涯的中文书籍,台湾著名乐评人马世芳称其为“中文世界里关于迪伦最好的原创著作”。从研究者约翰·洛马克斯到铅肚皮,从民权斗士乔·希尔到流浪民谣歌手伍迪·格思里,从民歌手皮特·西格到民谣之王鲍勃·迪伦……它以通俗浅近的语言,记录了上百个民歌手的经历,书写了美国的民歌历史,更是从另一个角度书写了“二战”后的美国历史。

  《来自民间的叛逆》首次出版于2003年,此后虽有再版,但亦已绝迹江湖多时。2018年11月,读库对此书进行重新修订,升级再版。1月6日,作者袁越携此书来到上海,以“抗议还是抒情?民歌到底唱什么”为主题,与马世芳进行了一场对谈。活动开始前,袁越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,聊了聊他当年写作《来自民间的叛逆》的往事,以及他这些年对音乐的感受与思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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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回忆当年自己决定动笔写作《来自民间的叛逆》的原因,袁越提到了两点。其一是受鲍勃·迪伦的影响。与很多人一样,袁越在中学时代就听到了鲍勃·迪伦流传最广的名作《Blowing in the Wind》(答案在风中飘)并且非常喜欢,后来在美国读书期间,他依然反复在听这一首歌。然而他的室友却认为这首歌不好听,总是转去听迪伦的其他歌曲。“这件事直接刺激了我的世界观。在那之前,我总觉得很多事情应该有绝对真理,但其实在判断一个东西的好坏时,不能局限于自己的世界观,要放开,才能避免遗漏很多新奇有趣的事物,”袁越说,“由此,我也更全面地了解了迪伦,慢慢去听他的更多作品,并逐渐喜欢上他做音乐的方式。于是,我就想到把这些收获带回祖国、介绍给同龄人。”

  而另一件事发生在袁越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,在大二的校会演出上,一支名为“太阳同伴”的上海乐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,并在机缘巧合下结识了这支乐队的主唱张广天。他说:“张广天是一个非常愿意表达自己的人,他对我影响很深,让我开始对音乐背后的东西感兴趣,比如音乐是否要表达政治倾向或者对世界的看法。”像张广天这样的音乐人不在少数,他们的思考与表达激励了袁越,让他更为关注歌曲背后音乐人的内心世界与时代背景,于是产生了梳理音乐人故事的念头。

  袁越开始写作《来自民间的叛逆》是在1995年,那时互联网方兴未艾,身处国内的乐迷很难找到了解音乐史的渠道。袁越利用自己身在美国的优势,读了大量的书,听了很多唱片,一点点摸索出美国民歌发展的历史脉络。有些唱片很难在市面上找到,袁越就专程开车去了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,在浩如烟海的老唱片中一点点吸收养分。这项工作非常复杂和艰难,从开始撰写的1995年到2001年完稿,袁越花费了长达7年的时间。

  然而今天,面对自己15年前出版的作品,袁越并不满意。“当年没有互联网,很多事难以查证,所以书中有大量的错误,而且我当时的写作能力很差,有很多语句不通顺的地方。”袁越坦言道。借助此次再版的机会,袁越将全书仔细地修订了一遍,至少改了100处,才终于将书稿交予读库出版。而读库也一一联系了书中插图的拍摄者,解决了新版的版权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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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来自民间的叛逆》多次出版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还在于袁越通俗易懂、风趣幽默的语言,非常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,能够很快拉近读者与遥远的美国历史文化之间的距离。对此袁越表示,他从小就爱听评书,评书深刻地影响了他讲故事的方式。而写作《来自民间的叛逆》的初衷,是因为袁越想做一个关于美国民歌史的广播节目,所以这本书一开始是以讲稿的形式呈现的。直到牵涉的人物故事越来越多、背后的历史事实越来越复杂,袁越才发现,广播节目已经不够承载这部作品的厚度了。最终,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长达960页篇幅的厚重读物,其中还展示了100幅珍贵的历史照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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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袁越对澎湃新闻记者解释,书名之所以叫作《来自民间的叛逆》,是因为它讲述了美国1920-1980年代的“音乐刺儿头”的故事,他们用歌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、对体制的反抗,而他们也以音乐的形式参与到了社会历史之中。在《来自民间的叛逆》中,袁越提到了伍迪·格斯里的一句话:“一个人不能写自己”,在他看来,每个音乐人都身负着记录历史的使命。

  而在这些民歌手之中,鲍勃·迪伦是最为重要的。“在美国民歌这个体系中,迪伦的地位毋庸置疑是第一,别人远远不如他,”袁越说,“美国(音乐)史上没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。”在袁越看来,迪伦的歌曲不遵循某个工整的结构,很多歌甚至没有副歌,不会重复唱。他的音乐让袁越认识到,音乐,以及世间万物,都不应该局限于某一固定的标准。他启发了袁越对世界的思考,让他的视野顿时变得开阔起来。

  袁越认为,迪伦的歌之所以拥有持久的魅力,是因为他的作品尽管诞生于某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,却能够超越所处时代,拥有更普遍的意义。例如《答案在风中飘》一曲,自然是反映了当时美苏“冷战”下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时人们的焦虑心境,以及当时的种种不公不义之事,但迪伦在歌词中没有写出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名,他只是模模糊糊地写着“被禁绝的炮弹”、“安歇在沙滩上的白鸽”、“滑进大海的高山”、“希望重获自由的人们”这些意象。而“答案在风中飘”这句话本身也意义不明,究竟是指答案就在茫茫的风里一吹就散了,还是说答案就像风一样不证自明,谁也不得而知。“他的歌词可能语焉不详,但恰恰因为这样,才能推动一代又一代人反复琢磨,每当人们对世界感到迷茫的时候,答案便都在风中飘荡着。”袁越说。

  2016年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引发了文学界的普遍争议,也激起了人们关于“歌词是否算文学”的大讨论。“如果你承认歌词是文学,那诺贝尔文学奖给谁都不如给他好。”袁越说。身为迪伦歌迷的袁越,曾看过迪伦的三场演唱会。但他表示,现在的迪伦已经无法感动自己了。“他已经不再关注社会了,现在只是一个自娱自乐的老头。”袁越直言道。不过年轻时追求自我、不介意条条框框、善于吸收营养的迪伦,仍然对袁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  如今的袁越兴趣已不再局限于音乐。在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工作十多年的他,大部分时间都专注于科学和环境的报道,其余时间则用来满世界旅行。“我现在正在写一个关于登陆火星的文章,与音乐风马牛不相及。”他说。他也不再像过去那般深入理性地分析音乐,现在音乐在他的生活中主要是一种调节情绪的安慰剂。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,他相信他们拥有的世界也更为广阔。“我相信现在年轻人不只需要音乐来表达思考,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。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叛逆方式。我姑且认为音乐是不错的选择,而民歌是其中最好的表达。”袁越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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